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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工匠精神:碗窑村与土陶柴烧匠人

 

 

效仿古法制作的陶器,并不能保证一代代制陶者都衣食无忧。惟有积极进取、改善技法,才能将这份珍贵遗产传下去。  清晨,阳光刚洒进临沧大山里的村庄时,缕缕青烟已然飘荡在山谷间。村庄里的炭火忽明忽暗地闪烁着,一派炊烟袅袅的画面。但这烟并不是炊烟,空气中弥散的也不是饭菜的香味,而是木柴燃烧的烟火气息。

大地初醒,在缕缕青烟下忙碌的人们醒得更早。他们正在这片土地上劳动,这份工作自清朝乾隆年间至今,一直未变——烧龙窑。

传统的龙窑,依然是这里的主角。当人们对规模化生产的标准化器皿审美疲劳,视线便会再次落到传统技艺产出的土陶上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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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窑,乾隆年间的遗存

尽管杨章祥家的龙窑是去年新建的,但它和村里那座建于1738年的老龙窑并没有太大差别,连烧制技法都一样。

 

清晨5点半,51岁的杨章祥和妻子就被闹钟唤醒了。这天是10月24日,已入深秋,霜降刚过,天还未亮。

杨章祥和妻子戴上头灯,借着灯光,走到离住房10多米远的龙窑处,在窑头点火,烧制碗、陶罐、酒壶、酱菜坛子等日用品。这些东西在农村地区不愁销路。

他家的龙窑建在山坡上,用砖块和沙灰建成。尽管这座龙窑是去年新建的,但结构、外形上和碗窑村里那座建于清乾隆三年(1738年)并使用至今的老龙窑并没有太大差别,连烧制工艺也是200多年一脉相承。

实际上,整个村庄里的11条龙窑,都有着相同的基因。它们都是在坡度为10-20度的山坡上用砖块和沙灰垒成的长隧道形窑炉,呈倒梯形,窑头最窄,窑尾最宽。窑头位于坡脚,也是最先烧火的地方;窑尾则在山坡上,有烟道向外排出烟尘。中间的窑床内部有多个窑仓,从7个到10多个不等,长度在20米-35米之间。各个窑仓的上部均用砖块相隔,但底部均留有多个过火口,便于窑内火焰、烟尘在窑底流动,既封闭又相互连通。加上龙窑建在山坡上,火焰抽力大,升温快,降温也快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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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章祥的二儿子杨丕追也有龙窑。他的窑有10个窑仓,比父亲窑多3个仓,且更宽大。窑仓约2米宽,1.5米高,每个窑仓里摆放有4行6列共3层陶器,下部的两层陶器为个头较大的陶罐、酱菜坛子,第三层则摆放着器型较小、较精细的茶具、酒具。之所以这样摆放,是为了避免底部的陶器因受力过重而变形,还能解决受热不均的问题。

烧龙窑的头一天,杨丕追分别往他和父亲的窑里搬运需要烧制的坛坛罐罐。开火前,仅他的窑里就放了500多件陶器。

夜色中,杨章祥和妻子开始将一根根近2米长的木柴塞进窑头两侧的投柴孔里,在龙窑的第一个窑仓点火。投柴孔里很快映出了熊熊火光,窑,就这么烧起来了。

《临沧县志》记载,乾隆三年,湖南省长沙府贵东县人杨义远、罗万升、邓鸿国三人带着制陶手艺,来到缅宁县博尚镇勐托坝子,发现该村有大量的陶土资源,三人就在此修筑了三条龙窑,烧制陶器,并安家落户,逐渐形成了村落,世代传承制陶工艺。由于当时主要烧制的产品是碗,于是这个村子便得名“碗窑村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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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个半世纪过去了,碗窑村的陶器烧制技艺始终未变,保留至今。今天,该村的488户人家中,就有266户生产和销售土陶器,85%以上的人家都掌握制陶技艺。年产土陶12万件,除了供应临沧本地的陶器,还有人将制作精细、具有艺术价值的陶器带往东南亚。

“火中求财”的烧制技艺

30多年的烧窑经验,造就了杨章祥独到的“观火”技巧。烧制陶器很辛苦,对匠人也是考验。

杨章祥和妻子在龙窑边烧制了一个小时后,天开始蒙蒙亮了。杨丕追从床上爬起来。来不及洗漱,就来到了他的窑边,采用和父亲相同的办法点火烧窑。

烧窑的头一晚,将陶器搬入窑仓后,还需用砖块、沙灰将窑仓的每一个仓门封死,仅留下仓门前后约15厘米高、10厘米宽的投柴孔和观察孔,这样可以保持窑仓里的温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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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是在龙窑的第一个窑仓点燃的,但这个窑仓并不装陶器,而是一个预热室。杨丕追知道,窑仓里要升到1200-13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,里面的物件才会由土变为陶。但如果温度骤然升高,会导致里面的坛坛罐罐出现破裂,降低成品率。因此,杨丕追需要让火在第一个窑仓烧6个小时以上。封闭、倾斜的窑体内部连通,各个窑仓底部的过火口此时起到烟囱的作用。第一个窑仓里的高温空气和烟尘随着过火口,逐渐弥漫到各个窑仓,逐渐升温。

放进木柴后,由于窑仓里的火燃烧剧烈,一阵阵黑烟从窑尾冒出;但随着木柴的进一步燃烧,黑烟变为青烟。所以,每当烧窑时,村子上方总是一副“炊烟袅袅”的样子。

在点火40分钟后,看着窑仓里的火越烧越旺,杨丕追才去到水龙头边洗漱。此时,杨章祥和妻子不断将一捆捆木柴抱到窑仓边。一根近2米长的木柴只需4分钟左右就可烧完,因此烧制陶器时,人不能离开窑,即便是吃饭,也要守在旁边吃。

反复往窑仓里投了几次柴后,时间很快到了下午1点。燃烧了6个小时后,龙窑里的陶器已经逐渐适应了高温,杨丕追开始往装有陶器的第二个窑仓里投柴。此时透过观察孔,可见炽热的火舌不断舔着码放整齐的陶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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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焰在装有陶器的窑仓里燃烧一个多小时后,杨家父子分别拿着近2米长的铁钩,从观察孔伸进窑仓里,仔细观察着陶器表面釉料的变化。这钩子名叫“火色钩”,杨章祥说,只要看到陶器表面的釉料能均匀地映衬出“火色钩”来,则说明温度已经达到了1200度以上,再维持10多分钟的火力,便可停止投柴,转去烧制后一个仓的陶器。

“新手光靠看是把握不准温度的,还要用火色钩去轻轻地碰陶体,如果觉得釉料比较粘,能够拉出丝来,则说明陶器烧制得差不多了。如果钩子碰到釉料会滑开,说明还需要继续烧。”杨丕追补充。

只靠看火色来判断温度,那是杨章祥从30多年的烧窑经验中总结出来的。“烧窑就是火中求财,陶器摆不好,塌了,温度达不到,成品率就低。要烧好龙窑,要有丰富的经验。”他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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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陶,失落与转折

在杨丕追的记忆中,家里长久以来做陶为生,却没过过几天好日子,只是最近几年碗窑村的土陶有了起色,生活才好起来。

 

杨章祥烧的龙窑小,陶器数量少,下午5点后,他的窑最后一个窑仓也烧制结束了。但龙窑里的陶器并不立即搬出,这是为了避免陶器突然降温而开裂。窑要再过两天后才能开启。因为质量好,他烧的传统器皿并不愁卖。他的酱菜坛子上,有保山昌宁一家食品企业的商标——这家企业生产的熟食会装入他烧制的酱菜坛子,密封包装后作为地方特产出售。

杨丕追的龙窑体型大、仓数多,需要烧到第二天的下半夜。当天下午,杨章祥的大儿子开着卡车从耿马回来,准备运一部分陶器去耿马卖。如今,杨丕追也成了经验丰富的制陶匠人,他不仅掌握传统器皿的烧制经验,更在器形上进行创新,做出了形态不一的茶杯、茶罐、茶盘、分酒器等器皿。依靠做陶,他赚了钱,不仅购买了制陶设备,还买了一辆五菱微型卡车。

碗窑村姓杨、罗、邓的人家,基本上都是那三位湖南陶匠的后代;临沧市多个地区的土陶烧制技艺,也都源自碗窑村。但在杨丕追的记忆中,家里长久以来做陶为生,却没过过几天好日子,只是最近几年碗窑村的土陶有了起色,生活才好起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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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章祥初中毕业后,1981年进入村里的集体企业陶器厂当学徒,从做小碗开始,三年后才出师。到了1986年,沧源县的国营陶器厂还请他和同村村民去烧制龙窑。“每月工资150元,还有粮价补贴,每月发毛巾和牙膏,待遇比正式工人都好。我的奶奶、叔叔、姨妈都在那个厂。” 杨章祥回忆,到了1992年,厂里实行承包制,他的工资也涨到了五六百元,但那时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,工作强度大,难以照管孩子。于是他离开沧源,去耿马、孟定两县当师傅,指导他人烧窑,又在外干了6年。直到1998年,他觉得还是挣不到多少钱,便回到碗窑村,自己做陶器。

在杨丕追的记忆中,小时候的生活除了辗转多地的折腾,还有生活的困苦。1999年时,他14岁,一只能装40市斤酒的陶壶只卖5元钱。大人能给5角钱零花,就已经非常高兴了。那一年,他开始跟着堂哥学习制陶技术。18岁时,他还到耿马卖过陶器,但与规模化生产的瓷器相比,土陶器既不精致也不光亮,根本卖不起价。而村里,坚持做陶的也只有40岁以上的叔叔们了。于是20岁时,他去广东、浙江等地打工。

现在已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罗星青也有着相似的感触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做陶所得的收入只能维持基本生活。器形传统单一,绝大多数产品销往周边农村,土陶该怎么发展下去,谁都没有主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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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罗星青的印象中,转机出现在2007年。政府组织了碗窑村一批坚持做土陶的匠人去了华宁、建水、个旧等地的制陶村庄和瓷器厂考察,这对很多人都有触动。“华宁、建水的陶器已经不用龙窑烧了,都改用电窑或是气窑;个旧的瓷器都是机械化大规模生产了。同类型的器皿,我们卖20元,人家能卖100元。因为人家的东西做得精细、不浪费,利润自然就上升了。”

考察回来后,罗星青雇了两个人继续做传统器形,他自己则开始研究怎么把土陶做得更精细,并开始烧制精巧的茶具。渐渐地,生意有了好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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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想去景德镇看看”

在政府的扶持、鼓励下,碗窑村的龙窑和传统制陶技艺得到了保护。匠人们现在想的是,如何把土陶继续发展下去。

2008年,“记得是奥运会之前”,杨丕追带着身怀六甲的媳妇回到了碗窑村。打工8年,依然没能赚到钱,为了生活他只得重拾起制陶技艺。

2011年,转机降临。一名景洪商人来到他的店里,问他能不能拉出苹果状的茶筒和小炉子来。他按照要求,先后拉出了几个对方描述的器形。商人感到满意,当即下了3000元的订单,并预付了订金。

“接触他以后,我第一次收订金,知道了喝茶还有用公道杯、茶海这些讲究。”杨丕追说。此后,这名商人每年都向他订购几万元的陶器,并赠送了他有关制陶的书籍。在对方的建议下,他的通讯工具也来了个大升级,先换成了能接收彩信的手机,现在则换成了智能手机,用微信接收照片和订单。

2012年,罗星青去福建德化县考察当地的陶瓷产业,深受启发。他在土陶器形方面做了更多的创新,有的陶器表面出现了彩绘图案,有的则采用与建水紫陶“阴刻阳填”相似的手法,先在陶器表面刻出图案,之后再填入不同颜色的釉料烧制。目前他开发出100多种器形,他的陶器也名气渐响,在创意云南2014年文博会上,代表临翔区主要文化产品参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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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保护的日益重视,碗窑村的传统制陶技艺被列为临沧市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,该村的龙窑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,村子也成了云南省第一批受中央财政支持的传统村落。博尚镇副镇长字学武介绍,为了让传统文化和制陶技艺得以传承、发展,政府将传统制陶技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,组织非遗传承人外出考察、学习制陶技术,请美工教师、高校美术教师对制陶艺人进行培训。目前,临翔区政府与景德镇的一家公司达成合作协议,将引入景德镇的新技术、新模式,完善本地陶瓷产业品牌,促进碗窑村土陶文化产业发展。前景已经看好,但罗星青和杨丕追仍在思考。地处茶叶主产区,土陶技艺历史也够久远,但土陶为何没能像建水紫陶那样,随着普洱茶的兴起而复兴呢?他们认为,原因至少有两点:一是本地人喝茶的习惯并不像闽粤等地,用盖碗、小茶杯反复冲泡“功夫茶”;二是建水紫陶的复兴过程中,涌入了一部分来自景德镇等传统陶瓷产区的制陶艺人,这对建水紫陶的器形和烧制工艺都有一定改善。

罗星青看到了政策对土陶产业的支持,想到了利用村子毗邻临沧机场的优势。他的计划是,在公路边修建一个展览室推销自己的产品,但却苦于农村宅基地房屋不能抵押贷款而未能实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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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春节期间,为了提升自己的制陶技艺,杨丕追去了建水,了解被称为“中国四大名陶”之一的建水紫陶是怎么生产的。看到建水的制陶流程后,他感慨:建水紫陶做工精美、质地细腻的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使用温度均衡、无污染、成品率高的气窑;其次是使用球磨机,可让陶土研磨得更加细腻。他回到临沧后,购买了球磨机和气窑烧制的精细小陶器。他希望能避免龙窑烧制过程中顶部沙灰掉入陶器内,影响品质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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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罗星青表示,他会坚持龙窑烧制。一来龙窑能够产生窑变的陶器,二是成本问题——用气窑烧制一立方米陶器的成本,等于烧制一整条龙窑的成本。但龙窑的确需要改进,他已经想到了避免掉落沙灰的办法,就是采用耐火砖技术进行改进。现在,只是缺少资金而已。
虽理念不同,但两人都提到,“有机会应该去景德镇看一看,因为那里有中国最先进的制陶技术和经营理念”。
“去建水看紫陶,相当于上了制陶的‘高中’;去景德镇学习,那就等于是上‘大学’了。”杨丕追笑称。
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村落保护的日益重视,碗窑村的传统制陶技艺被列为临沧市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,村子也成了云南省第一批受中央财政支持的传统村落。临沧土陶,土陶柴烧,柴烧壶,龙窑柴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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